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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2244k.com·“文革”时遭迫害,这位副部长死后两年才昭雪 发布时间:2020-01-11 16:12:40 人气:34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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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2244k.com, (法制晚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 陈品)许建国,原名杜理卿,我国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。解放战争期间,他在侦破特务间谍、搜索残余敌特人员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

这位曾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的老者,在“文革”时期受到冲击,因肺癌去世两年后才平反昭雪。

2017年年初,记者专访许建国的女儿杜安陆、杜安棣和女婿王随元。他们告诉记者,1968年,父亲被江青等人诬陷,被监禁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,达七年之久。

“1975年,父亲被批准保外就医,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,实行‘流放管制’。”据王随元回忆,老人1977年确诊患肺癌,当年10月4日病逝于安徽合肥。“没有等到他的罪名澄清,就含冤离开了人世。”杜安棣说,父亲留给她们的最后一句话就是:“相信我,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。”

(从左至右,杜安陆、杜安棣、女婿王随元)

许建国其人

1922年,许建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位出生于湖北黄陂的农民子弟,曾参加过三次安源煤矿大罢工。

在长征中,许建国始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。“西安事变”期间,许建国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,他随同周恩来前往西安,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抗日战争期间,他领导开辟了华北东北很多地区的情报工作,解放战争期间又在侦破特务间谍、搜索残余敌特人员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

解放后,许建国的工作足迹遍布津门、沪上、北京及海外,从中共情报系统到城市公安建设再到外交领域,都有他的身影。

(1953年,许建国在上海)

住处因太小被戏称为“狗窝”

在子女的印象中,许建国对家人生活一直要求朴素。杜安陆说,父亲在上海任职期间,家里曾三次搬家,每次都越搬越小。

据杜安陆回忆,1951年2月,父亲从天津调到上海工作,任上海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。刚到上海时,市政府安排父亲一家人住在岳阳路的一栋洋房,家中一共10来口人住着也很宽敞,还有一个大花园。

“我们一家住进去不久,我爸爸就主动要调整住房,先是搬到荣昌路一处略小的英式三开间三层小楼房,但把会议室改成了公安局的职工活动俱乐部,开放给大家使用。”杜安陆说。

杜安陆回忆道,尽管比之前的房子小了很多,但父亲还是觉得公家支付的房租太多,1957年父亲又自己物色了康平路一幢两开间的三层楼房,5间房,面积不足100平方米,一家10余人住进去后很拥挤。

当时,由于家里人多房间不够,许建国的秘书、驾驶员等人只好另住别处。此外,按当时的规定,副市长以上干部的宿舍,可以免收会客室或书房的房租,但许建国坚持要交房租。

第三次搬家,正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,那时上海的东庙二村建起了“工人新村”,提倡与工人同吃同住。杜安陆告诉记者,当时的新村是“大跃进”的产物,造价较低,质量较差,父亲却是第一个响应号召搬入新村居住的住户。

据当时担任许建国秘书的工作人员回忆,当年春节,聂荣臻、徐向前两位元帅前来探望许建国,他正好不在,由秘书陪同两位元帅逐间参观。他们看到许建国家里很简朴,特别是进到拥挤而简陋的小孩卧室时,开玩笑打趣道“狗窝、狗窝”。

许建国在生活上的朴素,也影响了家里人。许建国的女婿王随元告诉法晚记者,母亲方林的一个侄子,从小跟着许建国一家在上海生活长大,关系非常亲密,后来许建国全家搬到北京后,这个表哥留在了上海某棉纺厂当工人。

有一年,王随元出差去上海见这个表哥,发现表哥和他爱人在弄堂里的屋子只有几平方米,仅能放下一张床,屋子里几乎没法儿转身,竖放的门板到了晚上再临时搭出一张床,供其爱人的父亲睡觉。

尽管条件艰苦,但表哥也从来没有找关系走后门,去申请换到更好的房子里。“单位里没人知道他是上海常务副市长的亲戚,父亲虽然不会特地说什么,但对家人的要求严格都是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。”杜安陆回忆道。

解放后,许建国的职务一直都保持同一个级别,当中央作出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的决定下发后,许建国主动要求,除扣掉规定中应扣除的部分外,再把他的五级工资按六级下发。“干部有行政职务,还有干部级别,发工资是按照干部级别高低发。”王随元说,当时父亲的级别是五级干部,一个月有500多元的工资,后来主动要求降工资,降到每月300多元,一直到离开上海。

“在经济上基本够生活,但没有富余,家里孩子们穿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,小的穿完实在太破旧了才能改成别的用途。”王随元说,他和妻子杜安棣结婚时,连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带有补丁的。

不为儿子读大学走后门

在杜安陆的记忆里,父亲性格热情开朗,对待子女的态度是既严格又关爱。

“他虽然工作特别忙,但很爱孩子也注重教育。我还在念幼儿园的时候,父亲周六日都会在被窝里给我讲故事,晚上只要不开会,也都会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公园散步。”相比和父亲一起的温暖细节,更让杜安陆印象深刻的,是父亲的原则性极强,身边亲近的人如果犯错,也一样秉公处理。

1958年,杜安陆的哥哥杜新民准备考大学,许建国的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,许建国知道后立即制止,并批评秘书:“这样不好,考大学要凭本事,考上就上,考不上就去做工人嘛!”

杜安陆告诉法晚记者,后来哥哥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理想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接到通知书的那天,在家里的厨房高兴得跳起舞来,以至于还把自己的手撞伤了。

在上海期间,杜安陆、杜安棣也被父亲要求念普通的学校。杜安棣说:“我们姐妹俩都在宛平路小学走读,不在干部子弟学校寄宿制,父亲很反感干部子弟扎堆,并教育我们不要有等级划分的观念。”

生活向低标准看齐,这是许建国给自己和家人定的要求。建国初期,干部待遇还实行供给制,许建国总是嘱咐管理员不要铺张浪费,每顿饭只能一荤、一素、一汤,不许多加菜。尽管如此,月底许建国还要把账单拿来过目,看有没有不合理的花销。所以全家每月开销总比规定的数字要低。当中央作出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的决定下发后,许建国主动要求,除扣掉规定中应扣除的部分外,再把他的五级工资按六级下发,直到调离上海工资始终没有变过。

(1963年,许建国在罗马尼亚)

1959年,许建国一家从上海来到北京,许建国经陈毅推荐、毛泽东点名,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。

转身投入外交领域的许建国,也没有因为工作环境的改变影响自己教育子女的方式。

“父母因工作出国了,我们大使的孩子都住在一个院儿里,别的孩子有很多家里从国外买的洋玩意儿,家里都没有。”杜安陆说,父亲唯一买给孩子们的礼物,是给二哥买了一个国产的手风琴。一次,哥哥提出让爸爸从国外给买手表,爸爸听过后,指着手上的上海表说:“你们不知道,在国外我为能戴一块国产的手表有多么自豪,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。你们也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。再说当前国家外汇很紧张,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从此他们再没有提过从国外买东西。

杜安棣告诉记者,她曾听叔叔们讲在国外工作期间,逢年过节,父亲总要亲自下厨房操作,把厨师、司机、公务员都请来吃饭:“你们平时太辛苦了,过节你们应该休息了。”父亲亲自动手带领使馆人员修建球场、组织假日活动,活跃职工生活,并在房后空地栽瓜种豆,和外国花匠一起修整草坪、果树。他们对父亲说:“我们到过许多使馆,还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大使。”

“文革”中遭迫害入狱7年

许建国一生堪称传奇,前半段人生中,他功绩显赫,晚年时期却亦未能在“文革”中躲过,因肺癌去世两年后才平反昭雪。

1966年4月,许建国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访华代表团回国。1968年被江青等人诬陷,先在机关隔离审查,后被监禁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,关押达七年之久。

“九一三”事件发生后,在家人的多次要求下,1972年7月终于见到了父亲。“当时,我们简直不相信这形销骨立、面黄肌瘦的人就是我们的父亲。父亲却镇静如常,拍拍我们的肩膀,询问我们的情况,当听说我们弟妹四人全在农村插队时,他摸了摸弟弟的头说:‘没有什么要不得!种田也是革命嘛!’”

据杜安棣讲述,当时父亲被囚禁在不足6平方米的牢房,即便如此他每天都坚持做几遍自己编的广播操,坚持在屋子狭小的空间走上几百圈。

“1975年,父亲被批准保外就医,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,实行‘流放管制’。”据王随元回忆,到达六安后的许建国于1977年确诊患肺癌,当年10月4日病逝于安徽合肥。

距离许建国去世两年后的1979年,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党组的复查结论,为许建国平反昭雪,并于次年3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会。

据许建国的家人讲述,许建国在“流放管制”期间,仍订阅了大量的报纸杂志,家人清理其遗物时,发现他读过的马列全集的书页上,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心得。

“1977年9月26日,父亲的病危通知书发下以后,他还不同意妈妈给我们拍电报,怕我们为此而耽误了工作。待我们赶到时,爸爸已奄奄一息了。没有等到他的罪名澄清,就含冤离开了人世。”杜安棣说,父亲留给她们的最后一句话就是:“相信我,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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